据报道，202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1,270万人，加上往届未就业者及回流的海外留学生，求职人数超过1,500万人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数据则显示，16至24岁劳动者失业率为14.9%。与此同时，香港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，也由2022年的约8万个降至2025年的约3.1万个。AI正在冲击行政、资讯科技、编程等初级岗位，毕业生面对的已不只是“如何提升技能”，而是进入职场的通道正在收窄。
学习新工具、培养跨学科能力，当然是青年可以采取的现实策略。但如果把就业困境全部归咎于个人“不够努力”“定位不准”，就是把结构性问题推回给最缺乏议价能力的一代。AI本身并非罪魁祸首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：技术进步创造的财富由谁分享？企业“降本增效”所节省的成本，是否转化为更公平的薪酬、更安全的劳动保障和更充分的培训机会？当大量年轻人被迫在低薪、不稳定或与专业无关的工作之间选择时，谁来监督企业与政府兑现责任？
在中国大陆，青年就业数据本身就受到统计口径和信息透明度的限制，公共讨论也缺乏充分、自由的新闻报道与独立调查。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，劳动者难以通过政治参与影响就业、教育和社会保障政策；没有权力制衡，行政决策缺乏有效问责；没有司法独立，青年即使遭遇违法解雇、欠薪或不公待遇，也未必拥有足够可靠的救济渠道。就业压力因此不只是经济周期问题，更暴露出一党专政下公民权利缺乏保障的制度困境。
一个健康社会不应要求青年默默适应每一轮权力和资本主导的“效率革命”，却不给他们表达、组织和谈判的权利。AI应当服务于人的尊严，而不是成为压低工资、削弱保障的借口。要让技术进步真正惠及多数人，必须建立宪政民主、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，保障言论、结社、劳动和知情等基本人权，让政府接受选民监督，让企业受到公开而平等的法律约束。
青年需要技能，也需要权利；需要就业机会，也需要决定公共政策的公民资格。唯有把个人从被动承受者转变为能够监督权力、参与治理的公民，AI带来的变革才可能成为社会进步，而不是新一轮不平等的放大器。
新闻背景：本文评论所依据的原始报道见 BBC Chines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