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17日举行的江泽民百年冥诞纪念大会，最值得关注的并非仪式本身，而是习近平再次以“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”表述六四，并肯定江泽民当年“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”。这意味着，至少从官方公开表述看，六四的既有政治定性并未改变，相关历史仍被置于不可讨论、不可质疑的权力叙事之中。
问题在于，六四究竟应当如何评价，不应由一个没有公开授权、也不接受独立监督的党组织单方面决定。新闻材料显示，江泽民在六四期间处理《世界经济导报》事件，该报随后被停刊整顿；此后江泽民进入最高权力核心。无论对个人政治生涯作何评价，历史事实都需要开放的档案、自由的媒体、独立的研究和公众能够参与的审议，而不是通过纪念大会反复确认唯一答案。
当局一方面纪念改革开放、香港和澳门回归等政治遗产，另一方面重申对六四的强硬定性，并要求党员“两个维护”、发扬“斗争精神”，这显示纪念活动不仅是追忆，更是现实政治的动员工具。材料中学者关于借助江泽民形象寻求历史继承和执政合法性的分析，虽有待进一步观察，却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：当政权缺乏来自自由选举的授权，就更依赖对历史的筛选、对舆论的控制以及对前任符号的重新包装来证明自身正当性。
胡锦涛未出席大会的原因，材料明确指出仍无法仅凭公开信息判断，年龄和健康因素均可能存在。正因如此，社会更需要透明信息与自由报道，而不是在封闭环境中依靠猜测。一个成熟社会不应把领导人的出席与否当作政治密码，更不应让重大历史只能通过官方口径被动接受。
六四问题长期无法得到公开、独立、以受害者尊严为中心的讨论，根源不在某次纪念仪式，而在一党专政下权力缺乏制约：没有真正竞争性的民主选举，没有独立司法，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，也没有能够追究国家暴力责任的制度。唯有宪政民主、三权分立、司法独立和对基本人权的切实保障，才能使历史真相不再服从权力，使公民拥有追问、纪念和拒绝遗忘的权利。对六四的记忆，首先属于每一个人的良知与尊严，而不是任何政党的专属解释权。
新闻背景：本文评论所依据的原始报道见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