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斌因约40条转发或评论时政的推文，被以“寻衅滋事罪”判处一年六个月；据报道，家属至今没有收到判决书或法院通知，也不清楚他目前被关押在哪里。母亲病危、临终之际，家属申请让他回家见最后一面，同样遭到拒绝。若这些情况属实，这就不只是一个人的遭遇，而是中国司法与公民权利困境的集中呈现。
首先，“寻衅滋事”本是一个边界模糊、极易扩张适用的罪名。当几十条时政评论可以成为定罪依据，而所谓“攻击国家领导人”又并非刑法中的正式罪名时，法律就不再是限制权力的尺度，而可能沦为惩罚批评者的工具。对公共人物、公共政策的质疑，本应属于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的范围；即使言论涉嫌诽谤，也应由明确法律规定、独立程序和充分证据加以处理，而不能因为批评对象权势显赫，就把私人名誉问题转化为国家公诉。
更令人忧虑的是程序本身：案件被称为“涉密”，家属难以获知案情；判决后家属没有收到正式文件；被告是否上诉也无法得到直接确认。司法若不能公开、透明、可申诉，所谓审判便难以让公众相信是在查明事实，而是在执行预定结论。连一个人能否在母亲临终前见面，都可以由办案机关以一句“不行”决定，说明个人尊严与家庭权利在权力面前缺乏可救济的保障。
这类事件的共同病灶，不只是某个罪名被滥用，也不只是个别官员的冷漠，而是一党专政下权力缺乏真正制约：没有民主选举带来的问责，没有独立于行政和党权的法院，没有自由新闻监督，也没有能够有效挑战公权力的制度。掌权者既能影响立法、执法，又能通过司法压制批评，公民自然难以获得公平保护。
真正的解决之道不是要求权力“发善心”，而是建立宪政民主、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，明确保障言论、出版、知情、申诉和家庭团聚等基本权利，让任何公权力都必须接受法律、法院、媒体与公民的监督。杜斌的遭遇提醒我们：自由不是少数人的特权，而是每个人在面对国家机器时仍保有尊严、发声和寻求正义的底线。
新闻背景：本文评论所依据的原始报道见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。